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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八路军和新四军最终将一套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军装改造成象征中国人民解放,让日本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无比恐惧的胜利军装。

八路军新四军的军服:头戴青天白日徽,心是五角星上红

本文为“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广大读者转载到朋友圈。

1937年9月6日,陕西省泾阳县石桥镇天低云重,秋雨淅淅。在一座用木桩和木板搭成的简易检阅台上,一名身材高大的军人看着台下安静站立的数千名官兵,手里攥着一顶黄色的军帽。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他用带有浓重四川口音的嗓音向面前的官兵做出了动员:“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不过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不会变!”


说罢,他举起手中的军帽,指着正中的青天白日帽徽说:“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他缓缓摘下头上的红军帽,将黄色军帽戴正,然后发出命令:“现在换帽子!”数千名官兵在命令声中脱下红军帽换上黄色军帽,所有人都将摘下的红军帽小心折叠起来,揣在怀里。


1944年,徐向前(左二)在陕西延安机场与朱德(右一)、贺龙(左一)在一起,虽然如今的电影电视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基本不佩戴青天白日帽徽,但从当时留下的部分历史照片来看,上至朱德、陈毅、贺龙、林彪,下至1939年前八路军普通战士,大多会佩戴帽徽


 衣服分红白

 

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在宣布新四军番号后,南方八省15区红军游击队先后被改编为新四军。但是对于改编的命令,很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国民党浴血奋战的干部战士想不通。他们尤其反对“红军更名”和“穿白军的衣服”,部分指战员甚至说将红五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就是叛变革命。有基层政工人员多年后回忆,当时跟战士做动员甚至被战士用枪指着,逼问是不是要叛变投敌。也有干部向组织坚决要求到地方去工作,宁肯不扛枪也不换帽子。


1928年,红军在江西遂川缴获了100多担土布,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红军在井冈山茅坪桃寮村建立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所被服厂。但是此时,我军仍然没有制式军服,用毛泽东的话说:“部队焕然了,但尚未一新。”为此,红军军需处参照苏联红军军服式样,初步设计了具有革命特色的军服,经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的审定,最终确定军服采用深灰色小口棉布,朱德总司令后来在回忆中称其为“灰蓝色”,军帽为有沿的八角帽(列宁帽),帽徽为红色布质五角星。整个军帽以小口棉布缝制,帽徽直接缝在帽额中心。帽檐采用双重布车成夹舌,中间以竹篾掌开。上衣为中山装式,开襟翻领,领口佩红色领章,领上加黑边,衣襟两旁上下共做有盖口袋四个,下边两个斜口袋袋身藏在里面。军裤为西装式军裤,下打绑腿。军服纽扣为四洞园骨纽,在敌人封锁时用步包小皮钱制作。


1944年7月,美国为驻延安观察组成员包瑞德上校送来军功章。左起 :麦克纳利上校,乔治·阿姆斯特朗上校,赫伯·希奥,毛泽东,朱德, 亨利怀特尔赛中尉。毛泽东始终不喜欢穿着八路军制式的军服、佩戴制式军帽,总戴着红军制式的八角帽


这一时期,我军被服厂为了制作军服和其他装具,几乎都是加班加点。曾任瑞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被服厂材料科长的殷承祯回忆:“工厂基本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材料充足任务紧急时,就要加班加点,到了夜晚还要点起煤油吊灯进行夜战。”布匹材料来源主要有三个,首先是根据地设在敌我交界处的布店采购,其次是战场缴获,此外还有打土豪没收的浮财。当没有足量的染料时,被服厂用五倍子掺锅灰染灰色,以黄栀子染黄色,但前者禁洗,后者的耐洗性很差。


经过几年发展,南方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被服厂,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陕北苏区也建立起了自己的被服厂。1935年4月,红26军在打下延长后在安定县曲树边建立了红军被服厂,杨芝芳任厂长。红军长征抵达陕甘宁时,将6台机器和部分工人合并到了陕北苏区被服厂。据贾振清回忆,直罗镇战役之后,俘虏较多,最初准备让红军战士全面换装,但后来考虑到产能,只能先换军帽。即便如此,被服厂仍然是昼夜干。


中央考虑到苏区被服厂工人较多,管理和住宿均有困难,决定将被服厂分出一批人员成立女工厂和鞋袜厂。女工厂当时有工人200人左右,笔者的奶奶此时担任了支部书记。据她回忆,为了保证中央红军的棉衣供应,此时被服厂和女工厂都展开了劳动竞赛,每人每天缝制3套棉衣,最高纪录是一天5套。


  被服靠自己

 

但另一方面,陕甘宁边区终归地少民寡,缺乏工业。因此被服厂的各种物资,例如机针都需要通过敌人封锁运入根据地。1937年随着八路军改编,国民政府给八路军发放了一批单衣和棉衣,军委供给部被服厂被搬到七里铺,部分领导认为被服厂以后都没有活干,要求将工厂撤销。


但是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每月仅有30万,哪怕是满足纸面上4.5万官兵的被服粮饷都有困难。而新四军方面更为拮据,因为国民党仅给了新四军1.03万的编制,经费仅8万,平均下来一人一个月只有7元多点。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抗战中逐渐扩大,我军实际编制大幅度增加,到1939年12月,国民政府给的那点经费平摊到每名八路军战士头上仅有0.67元,新四军不足3元。即便如此国府仍然是百般克扣,被服更是彻底停发。这也难怪叶剑英会用“只枪颗弹文钱粒米”来形容国民党方面给予我军的钱粮补给。


但给的再少,国民政府确实将标准的制式军服发给了人民军队。对于抗战初期改编中的换装,我们可以用陈赓大将在换装时写下的一句话作为总结:“我们红军永远是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因此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始穿着布质对襟翻领中山装式军服,上衣衣襟两旁上下设有盖带扣明口袋四个。军裤分为西装式长裤、马裤和短裤三种制式。军帽设计极为经典,帽耳后半部可以下翻盖于颈项,兼做护耳,在军帽帽墙前面正中有青天白日帽徽。据考证这一设计为欧洲山地帽的经典制式,近代以来曾在日本民间流行过。


虽然如今的电影电视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基本不佩戴青天白日帽徽,但从当时留下的部分历史照片来看,上至朱德、陈毅、贺龙、林彪,下至1939年前八路军普通战士,大多是会佩戴帽徽的。不过随着战争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帽徽问题逐渐被模糊处理。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始终不喜欢穿着八路军制式的军服、佩带制式军帽,出席会议历来总戴着红军制式的八角帽。而且几乎所有红军指战员都对国民政府的草黄色军服提不起兴趣,因此我军仍采用灰色军服。


1941年11月,陈毅在新四军4师驻地留影,帽子上佩戴有青天白日帽徽


由于国民政府在被服供应乃至整个后勤保障上口惠而实不至,八路军和新四军不得不结合各自情况在敌后建立自己的被服供给体系。据贾振清回忆,1938年6月,十八集团军总供给部被服厂在山西屯留固先镇成立,到10月份已经发展到250多人和24台机器。1939年初,国民政府停止向八路军供应被服,好在各部已经在地方自行筹措了被服,例如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就在1937年12月于唐县百花村成立了被服组,1938年5月正式成立被服厂。


同时十八集团军总供给部被服厂则开始开足马力,规定每台机器每天至少生产20套衣服。虽然工作量大,但附近的裁缝仍然很愿意参加八路军。据当时在被服厂工作的景明回忆,他在裁缝铺一年师傅仅给他6元,而八路军被服厂的地方裁缝,每月的工资就是5元。


在恶劣的条件下,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被服供应开始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之所以说是百花齐放,是因为各根据地被服厂根据自身条件制作的军服在颜色上总会出现色差。例如在百团大战时期,基层指战员会用军服颜色分辨陈赓386旅与其他兄弟部队。因此八路军总部及大部分部队所穿的军服都是土法染成的灰黑色军服,而386旅供给部弄回黄色的洋布,因此旅供给部生产的军服是草黄色的。


同时,十八集团军供给部和各师很快发现我军标准的灰色军装与北方野外环境极不相符,对于部队的隐蔽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更糟糕的是,日伪发现一般老百姓日常不穿这种“八爷灰”,因此在经济封锁中有意识地利用灰色染料吸引我军人员上钩,或以这种颜色的布匹作为民众参加抗日活动的证据。


因此从1938年下半年到1939年,我军各根据地普遍开始增加草绿(夏)和草黄(冬)布的制作,例如晋察冀三分区就是1939年春接到相关命令,将野战部队军服改为绿色。

 

 改进看前方

 

除了军服颜色外,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被服厂对军服改进主要集中在提升质量方面。由于在1940年前我军被服厂基本处于超负荷工作,加之土法织布产生的布料质量本身就比较差,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各根据地制造军服的质量普遍较差。例如《解放日报》就在1944年专门介绍了对土纱进行干浆的办法,希望替代当时各根据地普遍使用的蒸纱和煮纱法。


1942年,晋察冀军区供给部被服厂的八路军正在缝制军衣


当时军服比较突出的质量问题是“礼拜鞋”“开不走裤”和“被子伸腿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基本是由于各根据地的被服生产任务太重,各厂普遍缺乏一套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所致。这些问题直到大生产运动后期,随着各根据地的物资供应情况逐渐改善,以及军工体系强调质量管理后才逐渐得到改进。到1943年大生产运动中的妇女纺织运动已经调动了各地区的妇女,提高纺织品质量被提到了讲政治的高度,各地妇女和纺织厂普遍开展劳动竞赛,大批妇女被各根据地授予劳动能手称号。更有意思的是纺织获得的经济利益,也推动了农村妇女解放运动。


1939年,晋察冀边区供给部被服厂的女工为前线战士赶做军鞋


在提升我军从1942年后已经开始不断根据兵员情况对军服的尺寸做出修改,一般是提前随机抽取一个野战连队和一个机关单位的指战员,分别对其身材进行测量,根据各自不同的行动特点量体裁衣。


当然,对被服设计的修改,也必须要后方服从前方,美观服从实用。这方面最大的变化出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军服的纽扣上。早在红军时期,我军官兵的纽扣就有金属制和木质两种。前者一般采用锡制或者小铜钱制作,费工费时,但尺寸较为整齐,而且手感和重量较好。部分从苏联回来的我党我军领导不断强调“军人离不开铜纽扣”。而木质纽扣一般采用圆形木片包布制作,外形不规则,观感较差。1941年我军标准军衣需要消耗7枚大扣、2枚小扣和2枚领扣,到1943年则统一为10枚圆形皮扣或木扣,金属扣此时已经极少见到,单衣成本因此下降了约1角。


1943年,晋察冀八路军北岳区东线战斗祝捷会上展出的日本九二式步兵炮。此时八路军军服的纽扣统一为10枚圆形皮扣或木扣,金属扣已经极少见到


到1943年,此时我军被服厂生产一顶单帽只需要2.41尺方布,一件单上衣只需要17.914尺方,也就是过去生产6件单衣的材料,现在可以生产10件。这种锱铢必较的节省和精细虽然节省了物资,有利于大生产运动的胜利,但也事实上造成了例如军裤上大下小等问题。对于日常走走跑跑的机关人员而言,军裤较紧最多是一个可以克服的小问题。而对于经常要匍匐前进或者在敌火威胁下奋勇突击的前线指战员而言,裤子迈不开腿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了。


 1945年张家口解放后,八路军继续向东挺进


由于我军的军服在抗战期间根据各地情况以及部队作战特点进行了改进,因此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军服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仅有军帽逐渐变为著名的解放帽,新四军各部也开始统一穿着草黄色军装。从最初的不理解不认同,到因陋就简,因地制宜予以改进,八路军和新四军最终将一套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军装改造成象征中国人民解放,让日本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无比恐惧的胜利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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